百合花赏析
《百合花》是茹志鹃创作的短篇小说，小说以解放战争中淮海战役为背景，描写的是1946年的中秋之夜，在部队发起总攻之前，小通讯员送文工团的女战士“我”到前沿包扎所，和他们到包扎所后向一个刚过门三天的新媳妇借被子的小故事，表现了战争年代崇高纯洁的人际关系，歌颂了人性美和人情美。
[内容简介]
1946年的中秋，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文工团创作室的几个同志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助工作。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团长叫一个年轻的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在路上，通讯员很羞涩，一直小心地和“我”保持距离。通过交谈，“我”得知他是天目山人，入伍前是帮人托毛竹的。到包扎所后，“我”自告奋勇讨了向老乡家借被子的差事，也请通讯员帮忙动员几家再走。但通讯员出师不利，还说老百姓封建。“我”知道可能是他借被子时说错了话，便叫他带“我”去看看。他带“我”到了那户老乡家。接待我们的是个长得很好看的年轻媳妇。“我”替通讯员道歉，年轻媳妇却只是咬着嘴唇笑。经“我”说服，年轻媳妇抱出了被子交给我们。这是一条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缎的，枣红底，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
刚走出门不远，有人告诉我们，那位年轻媳妇是刚过门三天的新娘子，被子是她唯一的嫁妆。“我”和通讯员都感到过意不去。回到包扎所以后，“我”就让通讯员回团部去。
不久后，新媳妇也来包扎所帮忙。战斗打响了，半夜时担架队送来一个重伤员。担架员介绍说，这位同志是为保护担架队才受重伤的。这时，新媳妇和“我”发现那位重伤员正是小通讯员。虽然医生确认通讯员已经牺牲，但新媳妇却依然拿着针缝着他衣服上那个破洞。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劈手夺过被子，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
[创作背景]
《百合花》里的人物事件并非来自真人真事，但小说里描写的战斗及战斗的时间地点是真实的。1946年中秋节，总攻海岸之战打响，茹志娟在总攻团的前线包扎所做战勤工作。她在包扎所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去借被子。战斗开始后，她负责记录那些牺牲的战士的姓名单位，在这过程中不禁设想他们的家庭亲友、他们生前的愿望，以及他们心中的秘密。当时的情景和想法她一直没有忘记。
1957年前后，茹志娟的丈夫王啸平被错划为“右派”。丈夫处于岌岌可危之时，茹志娟却无法救他，而且由于她与丈夫在具体的工作问题上常常站在同一战线上，她也不得不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一遍一遍地检讨自己的思想 [1] 。在承受着政治氛围和紧张的人际关系所带来的无形压力的同时，她不无感慨地回忆起战争年代的同志关系，回忆起1946年那个中秋夜以及在解放战争中遇到的各种人和事：莱芜战役中，她跟随一个通讯员去前沿，在路上敌人的炮弹不时呼啸而来，通讯员为了减少伤亡有意拉开距离，但她却紧张得不由自主地靠他身边靠近，通讯员一见她走近就加快步子往前跑;某次战斗时，她和汪岁寒到一个班里旁听开班会，听说了一位排长的事迹，那位年轻的排长是战斗英雄，却很害羞，说说话就脸红，说的也平常的家常话，这种反差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回首往事，茹志鹃感到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于是，茹志娟决定要写一个普通的战士、一个年轻的通讯员的故事，首先设定的便是他的性格：质朴羞涩。而至于小说的主题她并未想过。她大约用了一个星期就完成了小说 [3] ，但作品寄出去后不久便被退稿，理由是“感情阴郁不能发表”。几经周折，小说《百合花》终于发表在1958年第3期的《延河》杂志上 。
[人物介绍]
通讯员
团部通讯员，在战斗开始前奉命护送女文工团员去包扎所。他是一个刚参军一年、只有19岁的农村青年，稚气未脱离，质朴、憨厚、不善言辞，更怯于与陌生女性交往，有时执拗得有点任性，有时活泼得可亲可近。他热爱生活，关心同志，体贴别人。在战斗中，当一颗手榴弹在担架队员们中间冒烟乱转时，他毫不迟疑地扑了上去，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解除了人民群众的危难。
新媳妇
过门刚三天的农村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留海。善良纯朴开朗，也有着新嫁娘的矜持羞涩。一条印着白色百合花的新被子是她唯一的嫁妆，所以她十分珍惜这条被子。小通讯员来借被子时，她没好意思说出不借的原因，只一味地表示不借，让本来就拙于与女性打交道的小战干很为难。经过女文工团员做工作，她终于同意借被子，同时心里对小通讯员充满了歉意。
“我”
年轻的女文工团员，大战前夕，被派到前线包扎所帮忙。热情开朗，善于作群众工作。在与通讯员同行和借被子的过程中，对这个憨厚质朴的小同乡产生了一种比同志、比同乡更为亲切的感情。在包扎所帮助照顾伤员时，她心中还时不时想到通讯员，担心他在战场上会不会受伤，受了伤会不会被落下。
百合花赏析
茹志娟1998年10月7日在上海逝世。她在1958年春天写了小说《百合花》，这篇美丽的作品40年来美丽了许多人的心灵。它被纳入中学语文课本，所以我在14岁那年很幸福很激动地欣赏并咀嚼了它。
茹志娟因为写了《百合花》，自己也成了一朵流芳百合，而百合这种名不见经传的草本植物，因为茹志娟而变成千古百合，这都是真的。我觉得现在中药堂里边最动听的药名当推百合，百合百合，细细品味两遍，真是满口噙香。
10月15日，茹志娟的葬礼在上海举行。她的遗照披挂着白纱，这很容易使我想到一个纯洁的灵魂正从百合花下悄然离去。她今年73岁，33岁那年写了《百合花》，在此之前，她还写过话剧剧本及《妯娌》《关大妈》等短篇小说多篇，但影响不大。《百合花》之后，又写过多篇：《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房》《三走严庄》等，也未超过《百合花》。
真可以这样说：百合一开四十年，茹志娟清香为百合。
1958年3月号的《延河》，温润的油墨香还没有完全干透，读者们就发现了这道清鲜的文学佐餐，他们争相传递着一个信息：茹志娟的《百合花》值得读。
为什么呢?因为以往战争题材小说往往穿着一个裁缝做的“铠甲”，生硬裹住脆弱。虽然鲁迅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但是在我国建国初期的文学作品中，谈论情感二字的确很奢侈。
无法抒情，只好靠描写紧张的场面来烘托主题。而《百合花》一反“常态”，柔软细腻，剥开外衣，突出灵魂。要的是真性情。这样，读者的眼界一下子给擦新了、擦亮了。所以，当时的文学评论说：茹志娟是一个创新。
清新扑面，这样的小说简直不是写出来的，是刚从山坡上采摘下来的，还带着晶莹的露水呢，嗅一嗅，鲜润透腹。茹志娟是谁?人们关心她了，想探知她了。同年的《人民文学》第六期茅盾做了一篇《谈最近的短篇小说》的文章，谈的主要就是茹志娟的《百合花》。茅盾是带着欣喜若狂的心情来评说的，我在这儿摘抄几段，以飨读者：
“我所举的那些例子中间，《百合花》可以说是在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是最富有节奏感的。它的人物描写也有特点，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愈近愈看得清，最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
“这些细节描写，安排得这样自然巧妙，初看时不一定感觉到它的分量，可是后来它就嵌在我们脑子里。
“一般说来，在五六千字的短篇小说里写两个人物，是不太容易处理的，但《百合花》的作者处理得很好。全篇共六千余字，开头两千字集中写通讯员，然后引出第二个人物(新媳妇)，用了五六百字集中写她，接着把这两个人物交错在一处写，而最后又集中写新媳妇可是同时仍然在烘托通讯员，因为读者此时抑不住感动的情绪，一半是为了新媳妇，一半也是 为了通讯员———，主要是为了通讯员。
“我想，对于《百合花》的介绍，已经讲得太多了，可实在还可以讲许多。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
茅盾不惜重墨，给我们评析了一篇经典作品，这在文学大家庭里也是一处感人的细节，而最感人的细节是《百合花》里边19岁小通讯员枪筒里插的山菊花。这朵可爱的鲜花在战斗打响之前还盛开在小战士的枪筒里，战斗一打响，花朵就不见了，小战士也不见了，战争与和平，美丽和凄婉，茹志娟用她的笔轻轻一拨，便拨得这样动人心弦。
我记得在中学里读《百合花》时，老师拿出比平时多两倍的课时，来品评这篇文章，而这个细腻的过程，我的女老师曾两度流下热泪。小战士和山菊花，这个经典细节是在老师泪水的浸润下而印入我脑海的。所以，快二十年的生活摩擦，它一直像块铜像一样璀璨。多年来我也在留心茹志娟，希望从报章中见到她的身影。她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热爱《百合花》的人们都在热爱她，想知道她。尤其想知道她是怎样创作《百合花》 的。
茹志娟说：“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我丈夫王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王安忆——读者注)睡后，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战争时接触到的种种人。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百合花》里的人物、事件，都不是真人真事，也不是依据真人真事来加工的。但是小说里所写的战斗，以及战斗的时间地点都是真的。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之一，总攻海岸战斗的时间，正是1946年的八月中秋。那时候，我确实在总攻团的前线包扎所里做战勤工作。我在包扎所的第一个工作，也正是去借被子。入夜以后，月亮越升越高，也越来越亮，战斗
打响了。最初下来的，都是新战士，挂的也是‘轻花’。越到战斗激烈，伤员下来的越少，来的却都是重伤员。有时担架刚抬到，伤员就不行了。担架就摆在院子里，皓月当灯，我给他们拭去满脸的硝烟尘土，让他们干干净净地去。我不敢揭开他们身上的被子。光从脸上看去，除了颜色有些灰黄以外，一个个都是熟睡中的小伙子。我要‘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的笑’。这种感情确乎是在真实的生活中就有的。我就着那天上大个儿的圆月，翻看着他们的符号，记录他们的姓名，单位。心里不可遏制地设想着他们的家庭，亲人，朋友，他们生前的种种愿望，在他们尚有些许暖意的胸膛里，可能还藏有秘密的、未了的心事……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实在用不着小本本，即便有，也是无从落笔。它们就这样刻在我的心里了，直到现在，清晰度仍然很好，毫不受岁月的干扰。
“记得大概是在莱芜战役吧!不知为了什么事，在一个夜晚，我跟一个通讯员要去最前沿。走之前，那位带路的通讯员告诉我，我们要通过相当长的一段开阔地带，敌人经常向那里打冷炮，要我注意有时要弯腰前进，但不要慌。他不讲倒还好，这一番交待，倒使我有点紧张起来。就打定主意紧跟住他，他猫腰我猫腰，他走多快我走多快。反正绝不在一位战士面前，丢女同志的脸。可是一上了路，他却不愿意我傍着他走，要我拉开距离。拉开距离的意思我懂，是为了减少伤亡，这也是军人的常识。但是走在这一片一无庄稼，二无树木，无遮无掩的开阔地里，敌人的炮弹又不时地、呼啸着飞来，我不能自制地要往他旁边靠，在他旁边，就好像有一种安全感。可是他一看见走近，就加紧步子往前跑，他一跑，我就在后紧追。于是在星光之下，在一片不毛之地上，在怪叫的炮弹当中，我和他两个人，默默无声地展开了一场紧张的竞走比赛。走得两个人都气喘吁吁。不过一旦当我实在喘不过气来，掉了队，落在他的视野之外了，他就会走回头来寻我。这位通讯员的面貌我已记不得了，我为什么要去前沿也记不得了。记忆的筛子啊!把大东西漏了，小东西却剩下了，这本身就注定我成不了写史诗的大作家。奈何!但是这样一次古怪的同行，无声的追逐，却永远是这么色泽鲜明，甚至那野草的摇动，通讯员的喘息，都仿佛还在眼前，响在耳旁。1958年时如此，现在也如此(——指1980年，笔者注)。
“我麻里木足(江苏话，意思是心里没数——读者注)地爱上了要有一个新娘子的构思。为什么要新娘子，不要姑娘也不要大嫂子?现在我可以坦白交待，原因是我要写一个正处于爱情的幸福之旋涡中的美神，来反衬这个年轻的、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当然，我还要那一条象征爱情与纯洁的新被子，这可不是姑娘家或大嫂子可以拿得出来的。
“作品写完以后就寄出去了，但不久就退了回来。在那个时候，难怪有些编辑部不敢用它，它实实在在是一篇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当然，这些都是我现在的认识，当时要想得简单得多。也许想得太复杂了，就没有《百合花》了，说不定。”
茹志娟是上海人，上海是她来去人世的起点和终点。我原来想象她一定很细高、白皙，结果错了。据儿时跟她在文工团里战斗生活了好多年的邓友梅先生讲：茹志娟很壮，两肩宽平，是力量型的女人。
邓友梅说他很小的时候就编在茹志娟的班里，茹志娟是班长，又是大姐姐，待他情同手足。他的生活、学习及文学爱好，受茹志娟的引导、影响很大。他很怀念她，这一次去上海，和茹志娟的遗体告别，心里很悲痛、很乱。他说他一定要写点什么，《人民文学》约他写茹志娟，他正在沉淀情绪。跟茹志娟长别的当天，邓友梅便去了沂蒙山区，一是出差，二是重温当年。当年的沂蒙山青山绿水，曾经滋润了茹志娟和她的战友。毫无疑义，茹志娟是在沂蒙山上采摘了一朵百合花。
说到茹志娟的人格精神，邓友梅讲了一个例子。有一次行军途中，有一个女团员走不动了，茹志娟二话不说，背起来就走。邓友梅说，看到女同志背人，一路小跑，真是还没见到第二例。茹志娟能干，肯干，吃苦耐劳，而且性情爽朗、大气，鲜有女性的矫揉，这与革命队伍的锻炼有关，当然与她的身世也是有牵连的。
她曾经在上海的一家孤儿院里生活过，所以，她的生命力是够顽强的。1944年19岁的茹志娟跟随其兄参加了新四军。她吃过苦受过磨难，在革命队伍里她从来不挑捡，不皱眉
头，心红志坚。她读了四年书，全靠自学。写《百合花》的时候她33岁，文化底蕴已经很厚，尤为厚实的是她的生活。
《百合花》里的前线包扎所，是茹志娟待惯了的地方，面对伤亡的战友，并给他们擦去尘土和鲜血，也曾经是茹志娟的工作。月夜里看着自己的战友年青俊少突然就倒地不起，这份大悲大痛，大场面大事件，浓烟烈火，茹志娟却用诗一般的笔调娓娓道来，像百合花在山畔畔上含笑春风，自然、清丽，她算第一人。邓友梅说：这与她的品格有关。
茹志娟从部队转业以后到上海作协开始专业创作，她的创作高峰在六十年代前后，跟当时写《党费》《七根火柴》的王愿坚，并称“南茹北王”。近些年，她写出一个中篇《剪辑
错了的故事》，尝试用现代手法写作，但是不是很成功，而且作品的魅力不及《百合花》。自从她做了上海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以后，工作重心基本定位在行业管理和行政
事务上，这样就极大地占用了她的创作精力和时间。文章要人写，行政工作也需要人做，这是个矛盾。茹志娟出来担纲行政，让年轻人致力创作、发展，把机会留给他们。
5年前，她从上海作协的领导位置上退了下来，变成了一位慈祥和气的上海婆婆，鬓发染霜，而她的形象在熟知《百合花》的人们心中，却永远是那位挑开门帘含羞走出来、高高鼻梁弯弯眉毛前挂刘海的新媳妇，好看的新媳妇。
让我们在美丽和凄婉里再重温一下《百合花》的芳香———“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百合花赏析
素有“云裳仙子”之称的百合花，花色艳丽;花形典雅，姿态娇艳;花朵皎洁、晶莹雅致、清香宜人;在中国百合具有百年好合、伟大的爱之含意，有深深祝福的意义。而《百合花》这篇小说中所描绘的情景却是在我们意料之外，倒也是情理之中，恰到好处的诠释了百合花的皎洁无暇、大爱无言。
这部小说主要叙述了“我”和小通讯员以及新媳妇的情感关系。善于从生活中发现人性的美，在日常生活中“我”的生气、兴趣、亲切等等，还有小通讯员的害羞、活泼之美。在人物描写中采用了侧面描写的方法，写普通战士平凡一生的一面，摆脱了英雄概念的束缚。“我”是限制性的第一人称视角和女性视角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视角。同时也运用不同的场景切换使得小说的情节更加紧凑也更具有典型性。
其中有两个场景很好。第一个是：小通讯员和我分头去借被子，认识了新媳妇。小通讯员在新媳妇处碰了钉子，我怕他得罪了老百姓，叫他带我去看看时，他却低着头，像钉在地上似的，不肯挪步。我走近他，低声地把群众影响的话对他说了，他听了，就带我走了。这个片段刻画了小通讯员耿直、有点小孩脾气却又开通的性格特征。而借到被子后，了解到这被子是新媳妇唯一的嫁妆时，他觉得不合适，心里很过意不去，皱着眉，默默看着被子，要把被子送回去则更表现出小通讯员为人着想，可爱，傻乎乎的性格。
虽说这部小说被划归在战争小说的类别，可小说从头至尾都没有正面表现战斗的宏伟场面，而用精细的笔墨集中描绘了三幅战区后方小人物的日常情景。作者选取了战争中的几个日常生活中的小片段来叙述故事和刻画人物，以小见大的描写了战争中战士的纯真，用以反衬出战争本身的残酷和可怕，而在叙述过程中又使故事充满生活的亲切感和真实感，所描写的人物鲜活并且历历在目。
请大家想想这样干干净净的情感似乎在这样一个浮躁的世界已经不再拥有，或许说《百合花》在现代的作用可能会远超过它曾创造的任何价值，一个在战争年代，一个在不和平的环境下，一个女人对于人与人之间最真诚真挚真切的情感的期待和赞叹都寄托在这绣在棉被上的百合花之中。
https://m.cqwcsy.com/zhuyaoneirong/99154/